吴作人的艺术道路——闻立鹏

吴作人的艺术道路

                                  闻立鹏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绵延不断五千年,似乎存在三个历史阶段,这与中国美术史的发展也是完全一致的。经历了长久的发展历程,到先秦,由于南方楚文化与北方夏文化的融合,形成了中国本土文化。汉代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次高峰。以后印度文化的传入,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形成了中国型的东方文化。盛唐是中国美术史上的又一次高峰。明末清初以来,西方文化的传入,与中国文化的接合交融,才进而形成“五四”为代表的近现代文化,开始了文化发展的新阶段。南北交融、中印交融、东西交融而发展延续,这大概就是中国文化发展史的轨迹和规律。

历史告诉我们,事物是不断发展的。任何事物,发展到极盛就要衰亡,除非不断地新陈代谢,补充新鲜血液与营养。“本土形式的花开到极盛,必归于衰谢,那是一切生命的规律,而两个文化波轮由扩大而接触而交织,以致新的异国形式必然要闯进来,也是早经历史命运注定了的。”(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

吴作人先生历尽艰辛的艺术成功之路,也恰恰引证了这一基本的历史规律。

1927年,距今将近七十年前,热血青年吴作人走上了艺术道路。

那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都面临巨大变革的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声势浩大迅猛,深刻有力地冲击着封建文化的传统格局,激起深刻的社会反响,引起了一系列重大文化问题的论争。在新的论争中如何认识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继承与革新;如何认识对待西方文化,如何吸收借鉴,集中表现为东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归根结底,首先是要不要冲破旧传统的格局,然后是如何辩证地解决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空间差与时间差这两对矛盾,以创造中国现代文化新纪元。

前辈画家们已经走出了第一步,迎接吴作人等第二代画家的仍然是同一历史课题。每一个画家都必须作出历史的抉择。能否以自己的艺术创作推动艺术的新发展,成为检验衡量其艺术活动价值的基本标准。

青年吴作人痛感数百年艺运之衰微黑暗,却努力从前人的实践中吸取教训,他热切而冷静,既不逃避,也不抛弃,努力鉴别思考这旧传统、这新思潮中之甘苦、短长,他坚信时间的差距是应该克服的,笔墨当随时代,时代发展了,艺术也必然要发生变化;但空间的差距却是难以否认的,地域历史等因素所形成的特殊文化环境,恰是构成艺术多姿多彩的重要原素。因此,“过去的作风会再统治现代艺坛吗?西方作风会变成中国艺术的准绳吗?都不会!所可能的或许是会有一个新的面目。我们在期待着。”(《中国画在明日》)

对于这个艺术的新面目,吴先生不但在热切地期待着,而且勤勤恳恳,努力实践,成为上个世纪前五十年为创造中国现代美术作出卓越贡献的画家群中的重要成员,又是上个世纪后几十年自觉探索发展中国文化艺术的主将。

吴先生左右开弓、中西并举,在国画与油画两个领域里探寻创造,力图在自己的艺术中既保持中国文人画传统所体现出的基本特质:强烈的艺术个性、诗化的意向、飘逸潇洒的笔墨技巧与情趣;而且也力图在艺术中融合西方写实绘画艺术强调生活源泉和对形体、色彩的敏锐感受。因此,他的艺术,反映了现代意识,具有民族色彩又有清晰的个性特征,无论其油画和中国画,都有突出的成就。他的水墨画,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却绝对不被人误会为明清某家的花卉、翎毛、走兽;它们具备古代艺术的特质,却又完全是现代的,它们融合西方艺术的优点,却又完全是中国的。他的油画,充分地继承西方油画艺术的造型与色彩体系之特长,但面对吴作人的油画作品,人们能够清楚地感觉到其中的中国艺术的气质。艰辛探索近七十年,吴作人终于走出了自己的艺术道路。

吴先生以极大的精力对中西艺术历史作了深入的研究和实地考察,通过画布上色彩的塑造,宣纸上水墨的挥洒,对中西两大艺术体系的观念、语言、技法都作了长期刻苦的比较与探讨。终于使他能站在人类文化发展的高度,从不同视角,对中西两大艺术体系作宏观的考察、清醒的比较和科学的判断。

在吴先生看来,无论中国艺术史的“高潮”,西方艺术史上的“光荣的传统”,都不是终点,而是我们今天艺术时代的起点。对待“高潮”“上坡路”尚且如此,更何况它们的“低谷”“下坡路”和末流呢?而与此同时,他还机敏地看到中西艺术虽然体系不同,但作为艺术,又有着许多相通之处,由此看到了互补交融综合发展的可能性、趋向性。

漫长的岁月,吴先生以深厚的学养,开阔的心胸,通达的思想,积极地接受和消化各方面的营养。

对于中国博大精深的艺术传统,他选择了文人画的切入点,然后溯流而上,上溯盛唐雄浑之度,接魏晋风骨,追秦汉古风,直取本土古文化之核心精神,寻找到了祖国文化的根,得到了最丰富的艺术营养源。

对于西方广阔的艺术传统,他选定写实主义艺术为突破口,接古典主义之精粹,再顺流而下,取印象主义色彩之神韵,借后印象派强调主观创造表现之精华,获得了西方艺术发展五百多年的合理内核。

正是这东西方两大艺术体系的精粹,营养蕴育了吴作人的艺术之花。正是这勇于变革,勇于开创的精神境界,赋予吴先生艺术以无限的生命力。

吴作人在接受了西方现实主义艺术思潮的熏陶之后,很自然地形成尊重自然、以造化为师的艺术信念,力图以加强写实来克服艺术语言日益空泛、概念的厄运。因此,他明确提出:

“要到社会中去认识社会,在自然中找自然。是自然之微奥、伟大,纷杂于万象之中而隐没,籍艺人之心再映方显其美和其力。”(《艺术与中国社会》)

吴作人首先认为大自然是“微奥、伟大”的,其中存在着“美与力”,这是一切艺术创造的源泉。画家要“创造万象”,必需先“深知造化”“师自然”。

自然如同艺术的母亲,只有直接吸吮母亲乳汁才识最富营养的。所以,吴先生后来又比喻说:艺术家“应该做大自然的‘儿子’,但不要做自然的‘孙子’,不但不要做自然‘孙子’,也不要做人家艺术的‘儿子’。”只有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之源中去汲取营养、获得灵感,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和克服摹仿因袭屋下架屋、一代不如一代的衰落退化的局面。

吴作人不但明确了生活是艺术的第一源泉,是作为艺术造型的依据、题材的宝库,更重要的是,吴作人先生深刻地认识到生活是培养、调动艺术真情的根本动力源。真诚的艺术激情是艺术创造的灵魂,而只有投身于生活之中,拥抱大自然于怀内,才能取得这宝贵的艺术之魂。他说:

“亲尝水之深,火之热,醉山海明晦之幻,慑风雷之震,悚呼号之惨,享歌舞之欢狂。创作过程如此,作品焉能有不真诚者?” (《艺术与中国社会》)

吴作人的艺术成功,因素很多,但师造化得法,深得生活的恩赐,的的确确是重要的原因。

吴作人的人生阅历、战争年代的磨难、个人生活的不幸与坎坷,都无形中为他艺术素质的深沉内涵准备了感情基础,而40年代深入大西北荒漠敦煌的艺术考察和藏区的生活体验,成为其艺术生活的十分重要的转折点。

吴先生西涉大漠,在敦煌、炳灵寺、麦积山等地探索中国古代艺术的审美意识;漫游青藏高原,在牧区直接领略大西北淳朴人民的民族精神,长达两年的生活与艺术实践,使他从现实和历史两个方面受到民族精神与审美意识的洗礼。古代中国艺术,特别北朝艺术犷放腾动、刚健宏大的气魄;现实生活,特别是牧民生活勇猛、雄健、淳朴的素质,给他的艺术以旺盛的生命力,使他的艺术既接通了传统的源流,又找到了直接的生活源泉,得到了无比丰富的营养源。从而使吴先生的艺术体现了生活修养、精神境界、笔墨情趣的和谐统一,自然比单纯在松竹梅的传统笔墨程式中寻找灵感要高出一筹。

吴作人以造化为师深入生活,绝不只是浅层次的理解,他是在“挖深井”,从生活中提取最本质的东西,从物质的现象提取精神层次的东西。深入生活,绝不如同逛市场,满足于五光十色琳琅满目的新鲜玩意,满足于撇取一点表面的油水装点自己的画面。如同进食,他不但透过华丽的包装、漂亮的牌子选择酸甜苦辣的特色口味,而且更能直接摄取那些最富有热能与维生素的生命能量。

牧区生活,他不是只猎取那些耀眼的服饰与色彩,而是取其雄浑、质朴的素质与苍莽高原的气魄。他不是只从生物学、解剖学的角度研究骆驼、牦牛等习性特征,而是更深入地看到牦牛在雪线地域高寒缺氧生存过程中形成的那种拼搏、刚劲、倔强的勇与力;骆驼在荒漠缺水的环境中形成的坚韧刚毅耐劳的素质。

这样吴作人直取生活宝藏中的精粹,得到了最强烈、最本质的生活感受,也就是获得了艺术创造的最基本原动力——艺术真情。

同时,吴作人对生活的认识,又不是狭义的,他深知除了直接生活之外,各种间接生活也是必不可少的,从前人的艺术创作中间接认识和领会生活的本质也是十分重要的。

40年代的西北之行,间接的生活借鉴,给吴作人以极大的教益,敦煌艺术的研究、临摹、欣赏,不但大大地开阔了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眼界,丰富了他对祖国艺术的审美情趣、造型、色彩语言的认识,启发了他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认识,而且通过敦煌早期洞窟壁画犷放、刚烈、挟雷霆御风云的气势与力度,吴作人体会到一种高贵、雄强、勇猛、奋进的民族性,而这四种品格也构成了他的审美追求与创作理想。吴先生后来创作的黑天鹅、牦牛、苍鹰、骆驼不正是这四种审美理想的化身吗?

西北之行思想上艺术上的收获,给吴作人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使他获得了新颖题材,使他的油画艺术面貌产生了一次飞跃,使他开始尝试以中国水墨画方式抒情达意,使他的艺术创作观念更向中国审美体系回归,更加注意艺术的表现而加强写意性。总之,是生活——大自然母亲的恩赐,蕴育了吴作人艺术的成功!

吴作人先生在欧洲留学期间,获得了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金奖桂冠荣誉,他的油画达到了当时油画故乡青年们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30年代,他的油画造型精到,色彩浓烈饱满,深得弗拉曼派之精粹。但是,到了40年代,激荡人心的西北之行后,当他站在西方油画技法的高峰上回顾东方时,发现高度写实油画本身的性能不能满足他的艺术创作理想。“中国画的特点在于意在言外……写实的油画难于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它很客观地把画家本身的情全盘寄于所要表现的外观。”(《吴作人传》P368)

吴作人四十年代这种对单纯写实倾向不满足,这种向东方艺术情趣回归的倾向,这种在艺术创造活动中加强主观感情表现的写意要求,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带有时代色彩的普遍趋势。西方艺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大河改道的趋势,马蒂斯、毕加索等现代艺术家画风的巨变;中国一批画家也掀起现代艺术的思潮,陈师曾对文人画的重新评价、齐白石等功力深厚的画家也要衰年变法;其艺术求变的出发点本质上都是一致的。虽然由于各国个人的状况不同,走出了不同的道路,其反对旧艺术模式的拘束之初衷都是相同的。

艺术的创造是最本质的。吴先生很喜欢“师造化、夺天工”这两句话,并把它刻成引首章,常用在自己的画面上。这就是说,吴作人不但承认“外师造化”,不但承认“中得心源”,而且更进一步要求“巧夺天工”,要进行人工的创造。“师造化”是为了“夺天工”,“师造化”是“夺天工”的动力。

正是这种强化艺术创造的观念、强化主体意识的观念、突出艺术表现的观念,使吴作人的艺术无论从题材、内容、艺术语言风格等各方面都出现了许多新面貌。像三四十年代吴先生的油画给中国美术创作带来“新鲜味”一样,他的水墨画给中国美术带来了新鲜的血液。

首先,正当一些画家在古老的题材上炒冷饭的时候,吴作人笔下出现了骆驼等古人很少入画,牦牛、熊猫、黑天鹅等前人没有接触的题材,给画坛带来了一股刚劲质朴的新鲜空气。

在开拓新的艺术题材的同时,吴作人的艺术还拓展了艺术审美的领域,更给沉闷的艺术界带来勃勃生机。

牦牛、骆驼是吴先生中国画创作中经常出现的题材。他激动地回忆:“那雪原上成群的奔犛,把寂静的原野,翻腾得云雾迷蒙,使人看了心潮澎湃。奔犛表现出一种强劲的运动,在它的身上体现着奋勇和豪情。”“高原上的牦牛给我的感受是力的表现。所以我画牦牛并不重在它的具体形态如何,而主要在于表现它的性格、它强有力的体态、迅捷的速度,不必去仔细描摹它的眼睛、犄角怎么长……为的是体现出一种雄强有力的运动,也是一种雄强有力的艺术境界,想使人看了感到有一种推动的力量,从而发生共鸣。”(《客有问》)

通过这段自述,我们可以看到,吴作人先生之表现牦牛骆驼等大西北高原的动物,不只是表现美,更不是如一般把美理解为“漂亮”的那种美,而是表现“力”,“表现一种雄强有力的艺术境界”。这种在认识上和艺术实践上对于力度的表现与追求,是对审美领域的拓展,对画坛矫饰面貌的一种矫正。

吴作人把师造化与夺天工相提并论,并突出了夺天工的目的和创造意义,对五六十年代处于困境的中国画坛也是起了矫正与推动的作用。

他反复强调,“诚恳地对待事物,并不是要作对象的奴隶。通词答理,阐文述意,而不是逐字对译,依样葫芦。”(《谈风景》)“艺术源于生活,但又不是被动地照抄生活。它是经过了画家的‘主观’对客观世界的再创造,而有‘夺天工’之誉。”(《愿乞画家新意匠》)

吴作人诚恳地以自然为师,又坚决反对作自然的奴隶,总是充满活力地进行艺术创造,有所取舍、夸张、变形、变调、加工、提炼。熊猫形象的创造,就是吴作人师造化夺天工艺术观念的具体体现。

为了表现一种稚拙的情趣,吴先生大胆舍去那带着血丝的小红眼睛的真实刻划,把熊猫概括为黑白分明的色块组合,充分体现着形式美的构成原则,体现着书法艺术的情趣。这样,从生活到艺术,经历了质的飞跃。吴先生笔下的熊猫形象,是其创造的一种表现憨厚可爱、稚拙纯朴之美的典型。

为了再创造,为了夺天工,吴先生把中国画关于立意和意境的观念,融入了自己艺术创造体系。他说:

“中国画主‘立意’,‘贵乎思’,重‘气韵’,讲究‘意在笔先’,说明画家之‘心’、之‘意’、之‘思’、之‘气’,常常成为是否能‘夺天工’的关键因素。”

“通过这些画,你可以听到隐于画后的画家的心曲,感到溢于画外画家的激情,也可以体会到画家们在艺术劳动中的甘苦。” (《愿乞画家新意匠》)

吴先生师造化,夺天工,力图融诗书画乐于一体,追求自然美、形式美、意境美、气质美。在现实主义艺术体系内最大限度的发挥艺术家主体的创造意识,把写实与写意、再现与表现结合起来。从而融合了东方与西方的审美情趣,融合了现代与传统艺术的追求。在具象艺术部类中,把意象艺术语系抒发得淋漓尽致,出类拔萃。

早在40年代,吴先生就曾预言:

“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正是中国新艺术面目孕育的时代,正是在作风与内容上谋新出路的时代,正是要尽量吸收外来影响来创造自己,而这种接受外来影响来建立新生命新形式的观念,因敦煌古壁画的启示而更确信。”(《中国画在明日》)

自从那时以后,半个世纪过去了,吴作人先生当年“不断在找,不断吸收,不断在试验”的“新的面目”终于逐渐显现了。这种融汇东西古今而创造的新面目,逐渐为现代的中国接受、欣赏,也已经为西方人士所认可和赞扬。1985年法国政府授予吴作人“艺术文学最高勋章”。1988年曾在30年代荣获过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金质奖章及桂冠生荣誉的吴作人,又获比利时国王授予“王冠级荣誉勋章”。

比利时大使致辞说:

“您是在学习研究并精熟地掌握了西方绘画的形神及技法之后,返回到您的根基——中国绘画上来。我和您的朋友都认为,早就名声显赫的您,是在重新返回您的根基作中国画之后,声望与日俱增。您被赞誉为最优秀、最伟大、最杰出的大师。”

吴作人先生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东西寻找,上下求索近七十年,经历了“有变化、有忧郁、有悲欢、有煎熬、有迸发的艺术路程”,经过螺旋式上升“重返根基”,终于巧夺天工,攀上了艺术的高峰,为发展中国现代的美术文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吴作人的艺术发展符合历史的必由之路。

吴作人的艺术道路可以给人们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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