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8-05-15 11:18 来源 TOM美术同盟 作者：徐翠云
吴作人（1908—1997）作为国际著名的艺术大师和美术教育家，为中国油画和中国水墨画的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突出的贡献，推动了中国美术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对吴作人艺术活动、艺术特色等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十张纸斋”
2007年4月13日至4月25日，由中央美术学院、吴作人国际基金会、民盟中央文化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十张纸斋’1953—1957——中国现代艺术史的个案展”在中央美术学院多功能厅举行。此次展览的举办正值吴作人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为了缅怀吴先生，也是对“十张纸斋”举办展览的落实。展览现场复原了“十张纸斋”的发生地——北京古天象台下水磨胡同49号吴作人与萧淑芳住所的客厅，再现了当年晚画会的历史场景，并展出吴作人、萧淑芳、艾中信、李宗津、王式廓、董希文、戴泽、李斛、冯法祀、靳之林、靳尚谊等人当时创作的美术作品和珍贵的文献资料，素描、油画、水彩、水墨等艺术形式的作品齐聚一堂，展现了当时绘画的特色和艺术风貌。展出的作品以人物画为主，主要有：吴作人的油画《齐白石像》、萧淑芳的素描《老人像》（42.3×29.8㎝）、艾中信的油画《萧慧像》（20.3×29㎝）、王式廓的油画《李滨像》（39.2×27.3㎝）、董希文的油画《哈萨克牧羊女》、戴泽的素描《董希文像》（16.5×24.7㎝）、李斛的国画《印度妇女像》、靳之林的油画《女书记》等。
“十张纸斋”实际上指的是水磨胡同晚画会，是以吴作人为中心的艺术家对创作的一次尝试，类似于西方的“艺术沙龙”，以及中国之后出现的艺术家群体和组织。
20世纪50年代初期，随着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和推广，国家提出培养专业人才的号召，各院校加强了对师生的培养以适应新中国美术教学的快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美术学院为适应教学需要，教育由普及性教育转变为提高型教育，将解放初规定的3年制教学改为5年制，同时开始培养第一届研究生，美院附中也在这一年成立，教师的培训工作成为了当时迫在眉睫的任务。中央美术学院在开设暑期油画教师进修班等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其他的辅助工作，以提高教员的美术教育素质。“十张纸斋”就是其中的一种有效形式，也是吴作人提倡的教学要与社会、创作相结合的思想在实践中的体现。1953年11月，在画家李宗津建议下，吴作人夫妇将地处水磨胡同49号的自家住宅的后院客厅开辟为供美院教师练笔作画的场所，每周四、周五的晚上，诸多艺术家齐聚于此，进行艺术创作和学术交流活动。经常参加晚画会的有吴作人、萧淑芳、艾中信、李宗津、王式廓、董希文、戴泽、李斛、冯法祀、靳之林，此外，艾青、韦启美、黄永玉、蒋兆和、陈晓南、吕斯百、关山月、黎冰鸿、靳尚谊（当时参加画会唯一的一名学生）、江丰、钟灵、郁风、张谔、李庚、夏同光、文金扬等也参加过此晚画会。晚画会的模特外请，或互相为模特作画。晚画会以画人物速写为主，素描、油画、水彩、水墨均有。
“十张纸斋”的名称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晚画会”进行了一段时间后，在讨论中国画改良的问题时提出的。吴作人说:“我们都是画画的，平时忙于教学和开会，业余生活别无他求，不过就是想多抽出些时间动动笔，但愿我们的手指头不要因日久天长而生锈了啊！”吴作人一贯主张只要掌握了造型的基本功夫，再对中国传统绘画工具能熟练运用，就能做到“应物象形”，画出推陈出新的国画来，因此他建议道，“我们来点国画，一张不行，两张，再不行三张，每次我准备糟蹋十张纸”，这种每晚每人准备用毛笔、宣纸写生十张纸的提议被采纳，“十张纸斋” 由此而得名。
时任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央美术学院教务主任吴作人倡导的“十张纸斋”作为美院教学实践的一部分，其形式在艺术要求、艺术实践都继承和延续着徐悲鸿教学的旨意和学术传统，加强对绘画基本功的训练，这不但提高了教师的美术素质，加强了艺术界的学术交流与合作，而且对巩固和提高美术工作者的造型基础起到积极的作用，推动了中国美术教育的迅速发展，为以后的美术教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真实地呈现这一代艺术教育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同的心路历程和艺术追求。
“十张纸斋”晚画会不同于之前吴作人家里所举行的两次晚画会——1940年在重庆望龙门家里所举行的“曾家岩晚画会”和1946—1947年在北平洋溢胡同14号吴作人的寓所里举行的晚画会。此次晚画会持续时间最长，参加人数最多，内容最为丰富。此次活动还得到了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央美术家协会主席兼党组书记江丰、美院研究部主任、党统战委员王式廓等人的支持或参与，并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北京市委给予晚画会以表扬和肯定，《北京日报》开辟专栏，报道此事。
然而遗憾的是，“十张纸斋”到1957年，由于“反右”等政治因素被迫终止，“文革”中又被批判为“裴多菲俱乐部”，吴作人等人受到了牵连。尽管如此，但其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是值得我们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