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家评述

一、论吴作人的艺术

“先生集学者、智者、仁者、长者于一身之风范,实如高山之仰止也。世事谢代,人生易老。一代宗师今已垂暮,然天道艺道恒在。先生所传留之不朽艺术,必将永馨千秋。后生若有心志者,当师其事艺、师其作人也。”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造化系怀,笔墨天工,师其事艺,师其作人》P228,朱乃正,1996年)

“吴作人是一位属于时代的学者型的艺术家,一位哲匠和国士。”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哀弦的续章》P257-258,钟涵,1997年)

“我国美术史在由近代向现代过渡、发展的转折时期,道路艰难,开拓艰辛,但文化艺术的长空,仍时见群星闪烁,召唤着一个横扫颓风的新时代。在中国绘画领域,如果说,齐白石、黄宾虹是近代美术上空的双子星座,徐悲鸿、林风眠是现代美术上空的双子星座,那么,吴作人、李可染则是当代美术上空的双子星座。他们以各自迥然不同的画风、题材,相互辉映,通过各自迥然不同的途径达到同样高度的造诣,为弘扬民族文化做出了独到的贡献。”

(——《〈吴作人速写集〉序》,孙美兰,1990年)

“艺术创作与为人处事的统一、出世与入世的统一,一句话:真、善与美的统一,应当是一位艺术家完善自己的鹄的。我以为,吴作人同志就是这样的一位艺术家。”

(——《〈吴作人〉序》,夏衍,1987年)

“吴作人是本世纪正在形成和走向成熟的中国油画学派中独具特色的开创者和代表人之一,同时,又致力于民族传统中书法与水墨画的研究与创造性实践。”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恭送吴作人师“西行”》P240-242,艾中信,1997年)

“画家吴作人是以西洋为出发点而朝向新中国绘画的一个。要达到这目的,向老百姓学习是必要的,不只老百姓,中国的河山、江湖和沙漠都会向我们诉说着这民族的千万年的故事。”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绘画上的中国作风》P7,马思聪,1945年)

“一个艺术家的道路是自己走出来的,就在他所经历的生活中孕育着艺术的种子。吴作人以艺术家独具的胆识,窥探心底的想象,抒写出凌空翻飞的形象,风格典雅放逸,发人悠远的思绪,从而产生拨动心弦的美感。这种造诣的获得,是投身广阔天地,体味人生甘苦,刻意探求艺术,数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的结果。在万年故土中播下新育的种子,经过艺术家的辛勤耕耘,春华秋实结新枝,这岂不是文艺创作的根本规律?”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无声的奏鸣》P54-56,艾中信,1986年)

“吴作人是把现实人生之表现、民族灵魂之寄托看作高于个性表现的。”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吴作人》P98-100,李树声,1986年)

“吴作人在艺术创造中不仅做到‘敢夺天工’,而是达到‘巧夺天工’。‘巧’是吴作人艺术的一大特色。他留下的大量作品,做到了齐白石先生要求的那样:‘似与不似之间’,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艺术境界。”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吴作人艺术思想略说》P92-95,冯法祀,1986年)

“无论‘再现’和‘表现’、‘具象’和‘抽象’、‘写实’和‘写意’,在吴作人看来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由艺术家根据创造运动的需要,将这种种对立因素加以自如调节,按不同比重统一协调起来,以达到‘师造化、夺天工’的境界。”

(——《〈吴作人速写集〉序》,孙美兰,1990年)

“吴作人的现实主义不是我们接受得最多的法、俄19世纪现实主义画派原来意义上的东西,而是贯注着中国民族美学观念的现实主义。要点就在于在主客观的统一当中突出主体立意,对具象作充分主动的控制,从而获得在现实土壤之上的高度创造自由。由于不离现实土壤,所以与某些现代主义不同;由于高度自由,所以与只重客观性的那种现实主义也不同。”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吴作人艺术思想三题议》P168-172,钟涵,1990年)

“吴作人教育自己的学生在学习和创作中,要记住《文心雕龙·总论》篇中的四句话:‘务先大体,鉴必穷源。乘一总万,举要治繁。’以此理解吴作人的绘画艺术,也就思过半了。”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艺道一以贯之》P160-161,李松,1989年)

“在吴先生的作品中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他对艺术上诸对立因素的自觉调度,对对立面相生相成、相合相随这些法则的运用轨迹,他大张大合的拉开矛盾的跨度,却又从容地找到他们的合力,找到新的和谐。吴先生就是这样,在真与不真之间,在大简与至精之间,在具象与抽象之间,在大雅与通俗之间,在阳刚与阴柔之间,在中法与西法之间,在传统与创新之间,找到了属于吴作人的美。”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在李政道主持的纪念吴作人黄胄学术报告会上的发言》P299-300,侯一民,1998年)

“吴作人先生作品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的作品所含的教育意义,即他的作品除了丰富的美感魅力以外同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不像有的作品过分依靠文字题跋,而是形象本身给人的联想、感染力使得作品具有真正的说服力。绘画是陶冶性灵的工具,具有教育的功能,但它的教育作用不是强加的生硬说教,而是通过视觉形象的审美作用潜移默化来完成的。”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与吴作人先生接触点滴》P105-106,罗尔纯,1986年)

“吴作人不但熟谙中国历史、文化,具有文学、艺术的深广基础,还同古代许多著名的艺术大师一样,又是出色的诗人,兼有画家的气质和诗人的气质。‘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中国绘画艺术的最高标准。他正是以诗人旷达的胸怀,突发的灵感,奔放的激情作画的,画本身就是诗,并不需要借助于题诗而诗意跃然纸上。”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师造化,夺天工——吴作人的动物画》P132-135,沈左尧,1987年)

“吴作人是以油画和水墨画见长的画家,他的作品善以抒情的情调称美,人们称赞他的作品是‘一只抑扬的笛’。”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美术作品欣赏〈开垦之前〉》P17,郭钧,60年代)

“在中西文化交融上,吴作人从不偏废,在积极推动现代文化建设中,总是强调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提倡中国艺术坚持走自己的道路。”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吴作人生平》(代序),中央美术学院,1997年)

“漫长的岁月,吴先生以深厚的学养,开阔的心胸,通达的思想,积极地‘接受和消化各方面的营养。’

对于中国博大精深的艺术传统,他选择了文人画的切入点,然后溯流而上,上溯盛唐雄浑之度,接魏晋风骨,追秦汉古风,直取本土古文化之核心精神,寻找到了祖国文化的根,得到了最丰富的艺术营养源。

对于西方广阔的艺术传统,他选定写实主义艺术为突破口,接古典主义之精粹,再顺流而下,取印象主义色彩之神韵,借后印象派强调主观创造表现之精华,获得了西方艺术发展五百多年的合理内核。

正是这东西方两大艺术体系的精粹,营养蕴育了吴作人的艺术之花。正是这勇于变革,勇于开创的精神境界,赋予吴先生艺术以无限的生命力。”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吴作人的艺术道路》P200-205,闻立鹏,1994年)

“油画与中国画各有长短,吴作人力求融会贯通中西绘画的理论和技法,使两者互相交流,取长补短,从而使吴作人的油画具有民族特色,而其中国画也在吸收西方绘画和中国书法的所有优点之后,显得更加精彩和别具一格。把中国画的优良传统技法和西洋油画的优点结合到一起,这无疑地是吴作人的一项重要成就。”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吴作人的艺术生涯》P21-24,邓拓,1966)

“吴作人一生的艺术实践,被认为是中国现代美术发展史中‘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成功一例。吴作人正是做到了把油画的写实和国画的写意有机结合,他的作品无论油画、国画都既有生活的真感,又有艺术的美感,并以简练、含蓄、富有抒情诗意,给人们广阔的回旋地。”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艺术要夺天工,创造要超造化——画家吴作人的成功实践》P26-28,潘荻,1978)

“在中西结合这个大课题上,吴作人致力于抓住二者之中相通的本质而又克服各自方面的弱点,从美学思想的高度上掌握着客观与主观、反映与表现、功力与情趣、具象与抽象、似与不似等关系的辩证统一。”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风格是画家自己的面貌”》P88-92,华沐,1986年)

“西洋画‘不厌其繁’,而中国画是‘力求简略’的,一个做加法,一个做减法,不论是加是减,都不能无限制的。怎样才能碰在一起呢?用吴作人的话,就是‘举要治繁’。”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法由我变,艺为人生——记画家吴作人》P115-116,黄苗子,1986年)

“吴作人以他的写实能力服务于他的造境,他是一个植根于现实又善于主观抒情的诗人。”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吴作人在中西文化面前》P127-129,夏硕琦,1986年)

“作人兄以前的作品爱用纤柔的笔触和灰暗的色彩,正如他是一个善感而不爱泼辣地表露的人一样——静穆,内蕴,浮现着轻微的感伤。然而,现在我第一次从他的画里感到热炽的色和简练的线。感伤散去了,潜隐变为开朗,静穆开始流动。这一点也许是很平常,但,在老友之间感到够惊异,而在他本人,我相信是经过了多年的苦吟。

我看重他的水彩过于他的油彩,虽然水彩是他的新试作。他开始用浓郁的中国笔色来描绘中国的山川人物,这中间可以望见中国绘画民族气派的远景。”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西北采画》P8,郑君里,1945年)

“吴作人先是把精力集中在研植西画上。以敏悟的才华和坚毅的努力,研习和吸收西方传统艺术中的精华,尤其着力于为现代中国实际所着重需要的写实方面,早期便形成了自己深沉含蓄、素以为绚的独特风格。”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恭送吴作人师“西行”》P240-242,艾中信,1997年)

“吴作人的油画功力可以用‘学到手、学到家’六个字来概括。所谓学到手,是指把油画这个外国画种的艺术特色掌握到手(包括油画的材料工具性能和由其所发生的艺术技巧,以及用油画语言表达客观世界的特定审美感应力,也就是把自己培养成本能地用油画家的眼光看待生活的特殊洞察力)。所谓学到家,是在学习外国油画的基础上发扬主观判断力,运用自己的手法表现自己的意匠,而不是一味随从那个传统格式。”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吴作人前期油画的风采》P57-58,艾中信,1987年)

“吴作人油画特色是,复杂的客观形象经过主观的组织和高度概括,形象变得纯净而突出应该突出的东西,也使看画的人首先接受画家要求突出什么的意图,是在单纯中看到他的油画风格深厚而沉着。”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吴作人的油画和水墨画——旅途读画续记之五》P28-29,黄蒙田,1978年)

“吴作人的油画技法,也有抒情写意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受了巴思天晚年画风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受了中国水墨画技巧的影响。这种技巧很讲究笔意的起承转合,前笔和后笔的融接,达到整体感的高度完整,浑然天成,别有一种笔法松动的风趣,开辟了油画表现的新意境。这种油画的意趣,如果要在欧洲寻找前驱者的话,可以提出戈雅、德拉克洛瓦、蒙卡契和马内等。”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吴作人的油画造诣及其风格变迁》P48-53,艾中信,1982年)

“吴先生善于以画刀代笔,他的这种以画刀造型的功夫,在欧洲也是少见的。这种独到处,可以产生毛笔所难以达到的生动流畅,而意味却纯粹是中国气派的。刀法的多变和熟练驾驭,是他的油画语言丰富多彩、词藻优美的一个因素。”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吴作人的油画造诣及其风格变迁》P48-53,艾中信,1982年)

“吴作人先生画的齐白石像,可与列宾画的托尔斯泰媲美;吴作人先生画的静物,可摆在曼米尔达什的‘小荷兰画派’中间也不逊色。”

(——前苏联著名艺术评论权威扎姆什金)

“吴作人是在学习西画达到很高造诣的时候,开始从事中国画创作的,但是他从事中国画的准备应该说是从开始学画之时就同步进行了。所以后来由油画转向中国画创作时,如急湍入川,自然汇合,而没有枘凿痕迹。”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天工与清新——吴作人中国画特色及形成的条件》P82-86,李松,1986年)

“儒家的务实精神和道家的空灵逸气,相左相右,道乎中庸,造就吴作人在水墨画上善寓教化于清雅的抒情寓意,且时有哲理性的阐发。”

(——《〈吴作人作品集〉序》,艾中信,1996年)

“吴先生的水墨画最充分地体现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全部精神内涵,体现了中国儒学哲学的优秀精神,温柔敦厚而又坚贞不屈。”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含蓄深厚之美——吴作人的水墨画》P211-213,钱绍武,1996年)

“吴老的画,像五言绝句,给人的东西看似少,实则多。他所塑造的动物形象,寥寥数笔,栩栩如生,宛然天成,不能增减,多一笔则添足,少一笔则失形。”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师造化,夺天工——试谈吴作人的动物画》P31-32,万青力,1979年)

“每次欣赏吴作人先生的画,我都感到温熙和亲切,好象身处天光水色的湖边,好象沐浴于澹荡春风之中。牢骚、郁结、暴戾、霸悍之气都自然消散。那怕是苍鹰的猛鸷,牦牛的粗犷,但到了吴先生笔下就像烈酒成了老窖,那种剑拔弩张之势都化为深厚含蓄之美。吴先生的画甚少大幅,但决不纤弱小巧;题材轻松,却无一丝俗媚。”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吴作人的画和中国文化传统》P81-82,钱绍武,1986年)

“吴先生说:‘画乃无声的吟咏。’他能诗,画中却很少题诗,但在简捷凝练的笔墨中,用诗的比、兴手法,求画外意。”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吴作人的诗与画》P179-183,万青力,1991年)

“吴先生画的是‘意境’,而不是‘实况’,这方是中国艺术的真谛。立意,是‘仗境方生’。写实而不拘泥,写心而不杜撰。中国的笔墨更能直接体现作者的心态。闻一多先生所说带着镣铐的舞蹈。这才是任何大师的最高境界。是‘从心所欲不逾矩’,而不是欺师灭祖的‘野狐禅’。”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含蓄深厚之美——吴作人的水墨画》P211-213,钱绍武,1996年)

“吴作人的中国画无一笔直接‘搬’自古人,他食古能化,他的中国画是当代的思想感情的产物,是当代的笔墨。他的书法也是陈年的绍兴黄酒,而不是白干。笔简意赅,余韵无穷。”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法由我变,艺为人生——记画家吴作人》P115-116,黄苗子,1986年)

“每个画家都有自己所喜爱的题材,特别欣赏自己所选择的对象,因而这种题材和对象就常常出现在他们的作品中。

吴作人喜爱生活在高原与沙漠地区所常见的骆驼和牦牛。

骆驼是默默地、不知疲倦地行走在沙漠里;而牦牛则是喜欢奔突的,爱互相冲刺的。这两种动物,生活在荒漠的高原上。

荒漠地带的人民也具有坚苦、剽悍的性格。

吴作人喜爱这两种动物,这是一种可贵的选择。这种选择,一点也不像出于一个鱼米之乡的人,所以显得特别可贵。”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骆驼与牦牛》P111,艾青,1986年)

“吴作人先生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国绘画传统,然而,在他的作品里丝毫看不到以往文人墨客那种遁世野逸的情趣,而是迸发着热爱祖国的豪情,赋予积极向上进取精神和蓬勃的时代气息;不仅给人艺术享受和高尚情操的陶冶,更给人鼓舞力量。”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师造化,夺天工——吴作人的动物画》P132-135,沈左尧,1987年)

“吴作人的尺幅翎毛,其蕴涵深远,确乎不是浮躁所能到、更非玩弄所可望及的,这来自他既行健不息又淡泊明志的传统人格和西方人文主义与民主主义意识相结合的修养基础。”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哀弦的续章》P257-258,钟涵,1997年)

“同一个动物原型,在不同画家的笔下,可以赋予不同的个性,但必须是从生活出发,艺术加工要按照动物本来性格的顺序去发展。吴老所画的动物形象,所以能动人耐看,造型美固然是一个因素,但关键是在于造型美恰恰表达了动物本来的性格。”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师造化,夺天工——试谈吴作人的动物画》P31-32,万青力,1979年)

“吴作人的字,一般说是以行草得流畅,以楷篆取厚重。他下笔多用中锋,圆润敦厚,含蓄内在,如绵中裹铁;行笔巧拙互用,灵动而沉稳,兼婀娜与刚健之美。并以此入画,书画笔意相通,交相辉映,形成独特的笔墨风格。”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吴作人的艺术格调》P32-38,万青力,1982年)

 

“清刘熙载在《艺概》中说:‘观人于书,莫如观其行草’。吴先生的行草结体,不以矜夸取态,不以怪异炫奇,‘不慢不越,巧便合宜’,纯朴自然,雍容典雅。吴先生行草的结体运笔,依我个人的看法,主要取法于怀素《圣母》、《食鱼》诸帖,并博取晋唐以来诸家所长,融会而自成一家。就学书而言,有一个鉴识问题。吴先生学贯中西,诗词歌赋、金石碑刻无不研究。他治学态度认真严肃,学有所本,收藏古人名迹碑帖甚伙,暇时辄临摹玩赏。由于学问渊深,故其鉴识高。由于鉴识高,故能汲取古人名迹中的精粹,精研消化,形成自我一家的风格。这种创新,也即陆机《文赋》中所说的‘袭故而弥新’。是由继承而至创新,然非泥而不化,即取精用宏,函赅百家,而后自成一家。”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袭故弥新—浅谈吴作人先生的书法艺术》P172,阑凝,1990年)

“吴作人的速写都有这一共同的特点,所谓:‘笔才一二,像已应焉,离披点尽,时见缺落,此虽笔不周而意周也。’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画家可以含糊其辞,不求甚解。事实上,只有深刻的了解,才能着笔不多,言之有物。”

(——《吴作人速写集》序,艾中信,1956年)

“吴作人的艺术风格:洗练、清明、流畅而厚重。”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吴作人的艺术格调》P32-38,万青力,1982年)

“吴作人中国画创作上的个性风格特征:天工与清新。”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天工与清新——吴作人中国画特色及形成的条件》P82-86,李松,1986年)

“吴先生的艺术特色:清通简要、刚健清新、真诚。”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风格是画家自己的面貌”》P88-92,华沐,1986年)

“吴先生水墨画之一大特色是含蓄深厚之美。”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含蓄深厚之美——吴作人的水墨画》P211-213,钱绍武,1996年)

“‘蕴藉含蓄’是吴作人艺术总体风貌。”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师造化而夺天工——吴作人艺术简论》P245-249,邓福星,1997年)

“吴作人艺术的发展的变化是:对中国艺术传统的回归。”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师造化而夺天工——吴作人艺术简论》P245-249,邓福星,1997年)

二、论教学

“吴先生的施教特点在于:要求在严格的技能训练之上,更着重于自然法则的领悟和人格精神的修养,从而逐步达到自由。启发学生的学习自觉性,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建立自强不息的精神。”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恭送吴作人师“西行”》P240-242,艾中信,1997年)

“徐悲鸿美术教育学派对素描基础训练的要求,总的就是严格、严谨,吴作人先生更加重视艺术的简练,‘举要治繁’是他的座右铭。严谨和简练是统一的,写实主义并不要求逼真,简练其实是严谨的极致。”

(——艾中信,摘自《吴作人研究与追念》《艾中信谈美术教育家吴作人》P75-81, 1986年)

“我领会到,吴作人先生教育学生的原则,主要掌握三个关系,一是严与宽,二是博与专,三是放与收。这三对矛盾的统一,都是依靠启发学生的自觉,教师只是从旁指导。”

(——艾中信,摘自《吴作人研究与追念》《艾中信谈美术教育家吴作人》P75-81, 1986年)

“吴先生象保护‘刀刃’一样爱护学生的锐气。”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师旨三思——向吴作人先生学画札记》P103-104,吴小昌,1986年)

“吴先生的教学原则首先是‘不当保姆’,教师不给学生‘当拐棍’,不主张教具体的方法,不给同学改画,反对所谓‘师承’。因为技术的循循相因只会使艺术枯萎,所以教学必须放手,启发同学独立思考、自学钻研并树立自强不息的精神。”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十张纸斋”和“吴作人工作室”——衰年感怀》P254-255,艾中信,1997年)

“吴先生传承了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经验,和主张‘因材施教’、‘因势利导’的教学原则。”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回忆吴作人先生教学二三事》P256-257,潘世勋,1997年)

“吴作人在教学中不赞成把绘画技巧讲得太多、太死,认为这样会影响和限制学生的个性和创造力。他也从没有教过我们怎样像他一样用刮刀去画芍药花瓣,而是教我们怎样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心去体会、用自己的手去探索。今天来看,这正是他的不凡之处,他似乎并没有把所有的东西都教给我们,但是又教给了我们所有的东西。吴先生把我们引向了一个完全独立思考的路,不但要研究自然万物,还要研究中西文化。”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回忆导师吴作人》P284-286,王征骅,1997年)

三、论艺品、人品

“作人最可宝贵的,便是这种正义感。我还记得1928年他和吕霞光、刘毅两君合开南国美展的时候,他画过一张黄浦滩边的印象,‘和平之神’的翅膀下,帝国主义军舰的大炮对这半殖民地民众张着毒牙,七八年后的今日,他的正义感和他的艺术一样的滋长着。”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暴风雨中的南京艺坛一瞥》P3,田汉,1936年)

“其得天既厚,复勤学不倦,师法正派,能守道不阿,而无所成者,未之有也。彼为画商捧制之作家,虽亦颠倒一时,究非吾人之侣也。抑其捧制之方法为吾人所稔知,状实可鄙,昧者尤而效之,终亦不能自藏其拙也。作人其安于所守,已亦邦家之光也。”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安于所守,邦家之光》P4,徐悲鸿,1944年)

“吴先生的艺术成就,得力于他的修养。他很有涵养,真是风清骨峻,意气飒爽,有傲骨而无傲气,所以徐悲鸿先生一直很器重他的为人和才学。”

(——艾中信,摘自《吴作人研究与追念》《艾中信谈美术教育家吴作人》P75-81, 1986年)

“我与吴作人相识近四十年,深爱其艺术,尤敬重其为人。先生处世清正不阿,却从不剑拔弩张;一向待人宽厚谦和,也从不人云亦云。”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巨匠之风》P141-142,秦征,1987年11月)

“吴作人先生温文儒雅,外柔内刚,不苟合流俗,但又不外露锋芒,耿直处世,以诚待人。在这位老画家的身上同时体现着智者的聪敏、贤者的豁达、仁者的慈爱和艺术家的真诚。”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人也磊落,艺也真淳》P157-159,杜哲森,1989年)

“画品即人品,吴先生心胸开阔,胸怀坦荡,品德高尚。在他一生长期的艺途上从未曲意逢迎,从未屈从于压力和利害得失做违心的事、画违心的画。吴先生是位极有艺德的人。他从不剽窃他人的成果,我们也从未从他口中听到对别人作品的诋毁。作为画家,吴先生自己在艺术上既有定见,也反对艺术上的折中主义。但作为美术界的领导者,能兼容并蓄,从不偏狭,对古今中外各个学派的优点均能识别。在受到诽谤和不公待遇时,吴先生总是处之泰然,或淡然一笑。即使身居高位也从未对小人物骄横、轻蔑。”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怀念敬爱的吴先生》P276-278,曾善庆、杨燕屏,1997年)

“吴作人是一位富有人文修养的、品格高尚的学者型画家。他博览群书,广涉经史,重科学,尊德性,守清操。他的修养塑造了他为人的素质,也造就了他的艺术品格。所以他的画不虚张声势,不外露巧密,不使人在过饱和的视觉享受中弄得眼花缭乱,而总是有主意地但以精粹托出,诚挚地像一个朋友一样向人们吐露心声,正是‘风清骨峻’的正直君子之风的体现。”

(——《吴作人研究与追念》《油画卷卷首语》P208-211,钟涵,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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