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化趋同性与多元性并存的基本态势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以及政治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与国家认同、政治认同相关联的文化认同及文明自主性等问题的重要性已愈益凸显出来。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构筑中国现代文化的特色？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历史问题。
自1840年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天翻地覆的突变与转型，中国美术被逐步卷进统一的世界史进程，进入了新的阶段，拓展出新的格局。中国美术在新的、变化着的社会情境中开始了现代性的历史建构。为着这一历史性建构，中国美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曲折与磨难，在失误甚至失败中摸索、奋斗、前进，其中有植入也有创新，有融合也有抗衡，展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从正反两个方面构筑起今天赖以前进的基础，昭示出后发现代化国家别开生面的现代性之路。对于这段历史该如何看待和评价，是研究中国现代美术首先面临和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
在我所理解的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历史叙述中，“自觉”这一概念处于关键性的位置，它首先来自于对现实的感知，紧接着是对事实或情境的进一步认知和判断，然后是主动的应对，以实际行动和策略选择来决定生存之道。出于对艺术与社会、历史之紧密关联以及艺术之现实功能的自觉，知识精英提出了中国美术变革图强的各种策略，其中主要的表现就是“四大主义”——“传统主义”、“融合主义”、“西方主义”和“大众主义”。
这个过程的具体实现，我们可以通过切实的个案研究来揭示。“十张纸斋”是以本院老院长吴作人先生为中心的一段重要的尝试，其中包含了1957年之前影响到中央美院，甚至影响中国美术界整体的诸多史实，代表着融合主义在西画方面的表现，即用古典写实跟中国传统绘画形式和精神的结合，这也是油画在中国本土伴随着油画民族化的进程而被不断理解和消化的过程。同时，十张纸斋的探索，又为改造中国画传统，创造新中国画，以西洋的艺术来改造中国画，即增进中国画具有描写现实的能力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开创性的贡献。
这样的研究性展览不仅是一次文化纪录，也把我们带回了师长们经历的岁月和情怀之中，溯本求源，此时此刻，我们思念前贤，心潮难平。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潘公凯